编者按 红色基因铸就红色家风。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建党百年以来,革命英烈和老红军、老战士、老模范、老党员、老干部等老一代共产党人所形成、倡导的红色家风,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,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“传家宝”,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”的重要指示精神,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,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,今年5月起,省文明办、省委省直工委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省教育厅、省总工会、团省委、省妇联、省关工委联合开展了“红色家风故事征集宣传展示活动”,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红色家风故事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响应、踊跃参与,深情讲述自己家庭的红色家风故事。从今日起,河北日报文明专版开设“红色家风故事”专栏,陆续刊发部分投稿作品,敬请关注。
我愿做一颗绿色的种子
程李美
我的父亲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批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塞罕坝的林业工人,我也在父亲的感召下回到林场,成为绿色事业的一分子。
从起初的不情愿,到现在的乐在其中,离不开家庭对我的影响。如今,我可以骄傲地说,我完成了父亲的嘱托,接过了他手上播种绿色、建设绿色的接力棒,成为一名新时代的追梦人。
我出生在塞罕坝,从小跟树最熟,看到最多的是树,听到最多的还是树,肩上的书包、身上的衣服也是绿色的。我甚至觉得,父母想把我打扮成“一棵树”。父亲是固执的,和所有塞罕坝人一样,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儿——种树。
在塞罕坝,冬天最低气温零下43摄氏度,连年积雪7个月以上,很多人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和肺气肿。在山上,吃的是黑莜面,喝的是化雪水。父亲还不到50岁,牙就全部掉光了。过年的时候,还贴着这样的对联:“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,爬冰卧雪冷乎冻乎不在乎。”那时我不理解:他们怎么就对种树那么有瘾,对艰苦那么淡然?我暗暗发誓,一定要走出这片单调的绿色,去看看色彩斑斓的世界。
2006年,我考上了北京科技大学。父亲问我:“闺女,毕业了还回来不?”我说:“爸,我这个名字可是您给取的。程李美,城里多美呀。”
毕业后,我留在北京,做着喜欢的工作,偶尔才会梦到家乡的那片绿色。2013年,我正值事业上升期,父亲却查出胃癌。回到家,我搀扶着父亲,爬上门前的那个小山坡,阳光撒向无边的林海。父亲说:“你看,多美的绿色呀!闺女啊,回来吧。”看着眼前的一棵棵树,就像一个个战士,手挽手构筑起一道绿色屏障。那一刻,我理解了父辈的坚守和执着。
为了多陪陪父亲,我考回了父亲曾经工作的林场。在这儿,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,烧大锅、睡火炕,上山造林。2015年,父亲还是走了,但却是安心的、无憾的。因为他坚信,他的女儿和他种的林子一样,都能成材。
按照父亲的遗愿,我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毕生工作的林子里。生前种树、死后育树,这是父亲心里最想做的事情,也是林业工人一世的情怀。
此后,我全身心投入到绿色事业中,踏遍12个林场的54个营林区,探索出全林经营模式,编制的森林经营方案在国内通过国家级论证。
大自然没有辜负我们的努力和付出,如今,由百万亩林海构筑的“绿色长城”塞罕坝,被誉为“水的源头、云的故乡、花的世界、林的海洋”。
虽然父亲不在了,但我从未觉得他离开了我,他的精神力量已深深植入我的骨血。我想,未来,我还会把它们留给我的孩子,这份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的传承永不能忘、也永不会忘。
我愿做一颗绿色的种子,用赤诚去播荫洒绿,用青春伴祖国同行!
(作者单位为塞罕坝机械林场)
柔肩担重任 传承好家风
口述/成千珍 执笔/孙秀群
8岁起担起家庭重担,坚持照顾多病的母亲和残疾的弟弟;给下一代讲述老一辈革命故事,将红色家风、爱国情怀薪火相传;始终将人民利益牢记心中,出资为村里建设文化广场、村办公楼……
我是成千珍,今年79岁,是革命烈士的后代,曾获得“燕赵榜样母亲”“河北省优秀园丁”等称号,我的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、全国最美家庭。
我的父亲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在1949年渡江战役中壮烈牺牲,当时我只有8岁。我清楚记得,收到父亲的革命烈士证书时,家里老老少少哭成一团。从那天起,我似乎一下子长大,毅然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。
生活的艰辛没有压垮我。每当看到父亲的烈士证书,我的内心就充满力量。在一边照顾全家人的同时一边刻苦学习文化知识,将父亲的革命精神转化成生活的勇气和学习的动力。经过努力,我考上了师范院校。
1959年,我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,选择回农村老家当一名教师,并和邻村一名善良本分的庄稼汉组成家庭,出嫁不离家,我对娘家人不离不弃,与丈夫共同照顾。后来有了两个儿子,大儿子不忍心看我辛苦地照顾姥姥和舅舅,初中毕业后就到附近自行车厂工作,挣点钱贴补家用;在我的鼓励下,二儿子18岁时报名参军,到云南某部队接受军队的洗礼。
当时作为公办教师,虽然有工资,但家中老幼病残,十几口人没有劳动能力,都是靠平时的省吃俭用养家糊口。最艰难的日子,我白天上课,晚上还要做刺绣贴补家用。即便这样,我还时常把村里的五六个孤寡老人接到家里吃饭,并先后资助50余名困难学生,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他们快乐成长。
退休后,本可以享受其乐融融的晚年,但在村“两委”换届时,全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,并连任三届。群众的事就是我的事,大家快乐了,小家就幸福了。9年来,我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,还把自己的积蓄拿了出来先后垫资为村里打机井、硬化道路等,让群众过上了有盼头的好日子。
70年来,我带领“娘家”革命后代,一步一个脚印地将红色家风不断传承,努力成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。
(成千珍系邯郸市冀南新区中史村人 孙秀群系《邯郸日报》记者)
干啥就得务啥 要有豁得出去的劲头
口述/潘秀荣 执笔/沈庆
我的父亲潘贵增,1928年生于唐山市滦南县虫儿林村,19岁参军,曾获得三等功,复员后不久便和母亲一起回了家乡。
回乡后,父亲曾担任村里的护秋员,但从没拿过公家一粒粮食。每天饥肠辘辘的我们,也想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去地里捡花生,但父亲坚决不允许。
从小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8个就要求严苛,十二三岁便让我们去生产队劳动,手上生泡也不许喊痛……“干啥就得务啥,要有豁得出去的劲头!”这是父亲对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。
听父亲讲,在一次战役中,由于长期作战不脱衣服,身上到处是虱子,腿被咬得溃烂长出脓疮,奇痒难耐又疼痛不止,但他坚持一声不吭,咬牙坚持战斗到最后。
小时候一直不懂,长大后才真正理解父亲,他那“豁得出去的劲头”,正是为党为国牺牲一切的奉献精神。“干啥就得务啥,要有豁得出去的劲头”,这句话成为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好家风。
从1978年参加工作,在滦南县截瘫疗养院当护理员,到1995年成为滦南县光荣院院长,43年如一日,做所有老人贴心的“闺女”。自从担任院长的那天起我就立志,要让昔日枪林弹雨中冲杀的“最可爱的人”,成为今朝生活“最幸福的人”。
为了贴补光荣院,我带着员工走街串巷卖冰棍、农村大集卖果蔬;科学布局院内环境,将光荣院建成集观赏、游玩、休憩等功能为一体的“公园养老院”;建起老人健康档案,从医学的角度安排饮食、建立营养配餐制度;用疗养的思路组织活动、全新的理念开展人性化服务……
每天,老人们花木旁散步、健身房锻炼、书画室挥毫泼墨,光荣院老人平均寿命89岁。
为老人净面、梳头、整容、穿寿衣、守夜……老人们特别关注的“临终之孝”,我们也是亲力亲为,让老人走得踏实。没有亲眷的复员军人白顺安去世时,我手捧骨灰盒,带领工作人员缓步行走十余里路,将老人送回故乡,感动村里上百人加入送葬队伍。
26年间,光荣院已为50余位革命老人行“临终之孝”。父亲那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,始终兢兢业业,尽一个院长该尽的责任。
(潘秀荣单位为滦南县民政局民政事业服务中心 沈庆单位为滦南县教育局)
三代地质人的坚守与传承
王 莹
“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。”作为一种润物无声的力量,家风家训无时无刻不在净化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灵。曾从事教育教学的太姥爷教导后辈要诚实、正派、守规、读书,我们大家庭的家风是从北京传承下来的。
1965年9月3日,一列绿皮火车由北京开往大西北,车厢里有一家三代五口人,分别是我的太姥爷,姥爷、姥姥,母亲和二姨。经过两天两夜,火车终于到达青海省西宁市。
姥爷、姥姥是响应国家号召,从地质部支援边疆建设来到青藏高原的。在母亲的印象里,这个平均海拔2200米的小城人烟稀少、气候干燥,经常是漫天的黄沙,一家人努力适应着艰苦的环境,乐观积极地面对工作和生活。
姥爷是带着“地质部机关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”的荣誉称号来的,他身先士卒,放下未及安顿好的家人,先后奔赴果洛藏族自治州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开展地质坑探工作。野外勘探工作,去到的地方人迹罕至、山路崎岖,常有大卡车开不到的地方,姥爷和同事们就骑马,马到不了的地方,就用两条腿走,就算爬冰卧雪也要拿到数据……
姥爷去野外工作一走就是大半年,姥姥在家独自撑起一片天,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,但从不言苦,因为她知道地质工作的重要性。舍小家、为大家,奉献精神在每个地质人身上熠熠生辉。
父亲和母亲也都服务于地质行业。父亲曾获“青海省第三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”称号。母亲无论在单位还是家庭,也都有较好的口碑。老一辈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生,在填报大学志愿时,我毅然选择了吉林大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。“好,又一个地质接班人。三代地质人,无上荣光!”接到录取通知书时,姥爷高兴地说。
大学毕业后,我进入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,边工作边学习,在2016年获得博士学位。我的爱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,2012—2013年在保定参与驻村扶贫工作,用真情和实干架起与村民的“连心桥”。作为父母,我们也将把红色传统传承给下一代,继续为祖国再立新功。
“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,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……”这首鼓舞了一代代地质人的《勘探队员之歌》,也将继续激励我们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、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。
(作者单位为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)
恪守“耕读堂训” 传承红色家风
马新景
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,良好的家风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。
我们这个50多口人的大家庭,被称为“耕读堂”,名字是我姥爷起的。姥爷还制订了“耕读堂训”,即“四须八戒”。“四须”就是:须文、武、忠、孝;“八戒”就是:戒酒、色、财、气、功、名、利、禄。
这还不够,每个“耕读堂”人必须具备“四个条件”:一是成年人须是共产党员。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现在,家中几代成年人都是共产党员。二是每个人都要遵纪守法,不能给大家庭抹黑。三是每个人必须敬畏职业,当先进、做模范。四是每个人必须低调做人、踏实肯干。
我们这个大家庭之所以充满正能量,也得益于“耕读堂”前两代人的革命经历和率先垂范。
我的姥爷韩玉书,是电影《地道战》里区长赵平原的原型之一,也是一名老党员。他1930年入党,在苦难和战火中,姥爷创立了“耕读堂”,带出一个红色家庭,形成了既继承传统美德,又体现党性的红色家风。直到晚年,姥爷的革命意志丝毫未减,他离休后曾三次把节俭下来的工资按大额党费缴纳。
“耕读堂”第二代是三兄妹。我的舅舅韩志洪(抗战时期化名张曙光),5岁起就天天背诵古文、打拳练武,十几岁随姥爷参加抗战,成为冀中有名的“父子兵”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主动到艰苦的大西南、大西北工作。我的母亲韩志勇,15岁带头组织互助组;17岁入党,同年被评为“冀中劳动英雄”(省级劳模);21岁参加开国大典,在中央团校毕业典礼上受到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的接见。离休以后,她多次被评为石家庄市优秀离休老干部。我的姨妈韩志民,17岁入党,是国家培养的第一代赴苏联留学生;留学回国后扎根贫困山区,一生献身基层教育事业。
几位长辈崇高的革命精神,为后辈树立了榜样。社会转型时期,经济快速发展,“耕读堂”的家风建设突出了“忠孝”“文武”“淡泊”“勤俭”等重点。
拒绝物欲诱惑,不受功名利禄的羁绊,根本在于淡泊、清廉。“耕读堂”老人们凡是见到反腐报道,都会发微信家族群阅读讨论。1993年,舅舅就写了《防腐》等三首长诗。
“耕读堂”常以克勤克俭、热爱劳动教育引导晚辈。母亲在她的小院里建起小小的“家庭农场”,带领孩子们种菜种树,逢年过节组织孩子们擦玻璃、比赛做拿手菜。20世纪80年代,母亲带头树新风,孩子的婚事全部从简,没办一桌酒席、没收一份贺礼。“耕读堂”还设立了家庭汇报、奖励制度,过年不给压岁钱,而是设立学习工作“家庭奖”,以弘扬好家风。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也是传播正能量的场所。良好的家风积聚起来,便是优良的民风、国风。
(作者系省委省直工委退休干部)
一勤二俭留德行 “三献”精神记心间
口述/马贺年 执笔/李博宇
我叫马贺年,今年78岁,是廊坊一名普通的退休老教师、老党员,多年来热心公益、爱管“闲事”,人送名号“马管事儿”。要说我做公益的初心和动力,其实得益于党多年的教育,以及我和爱人双方家庭对我的影响。
我的老家在廊坊市广阳区九州二村。父亲5岁那年,祖父去世,无助的奶奶只能把父亲送到寺庙求生。无奈军阀混战,寺庙遭劫,父亲又被送回家里。后来,父亲常对我们说:“一勤二俭,留德不留财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,我成为第一届师范大学本科生。当时廊坊属武清,大多数同学希望分配到离家近的杨村镇教书,可我对负责分配的领导说,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学,我去最远的地方。就这样,我在武清最东边、离家最远的梅厂中学工作4年,每次骑自行车回家都得花一个半小时。
如果说父亲“留德不留财”的教诲帮我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,那么,岳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则铸就了我对党忠诚、甘于奉献的人生观。
岳父曾是八路军,在永清县北关战斗中负伤严重,回家休养。老人从不居功自傲,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。当时,岳父家里人口多,房屋不够用,有的孩子就只能住在牲口棚。为解决居住问题,区民政局把砖瓦木料拉来要给他们盖房。老爷子却跑到现场叫停:“不能花国家钱,共产党员要带头,不能搞特殊!”
在岳父的影响下,我的妻子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18岁成为村民兵连长。岳父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是她的嫁妆,也成为我们这个小家庭的“传家宝”。每次看到抚恤证,岳父嘱咐我们的话就会萦绕在耳边:“作战不怕流血牺牲,一颗红心永远向党!我们共产党员家庭,对党、对人民,就要有献钱、献身、献心的‘三献’精神!”
我有两个孩子,一儿一女。女儿1岁半时患上结核性脑膜炎,落下严重后遗症。我和老伴长期为女儿做康复锻炼,并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鼓励她。现在,女儿在小区里深受居民们欢迎。小区门口早餐店老板李丽开店7年,女儿就在那里帮忙7年,俩人处得就像亲姐妹。儿子本科毕业后把留京指标让给同学,在他参加工作之初,我就告诉他:“咱们出身贫寒,工作要向最高标准看齐,生活要向最低标准看齐。”
退休后,我把重心放到了公益事业上。2015年至今,我先后创办4个校外辅导站,聘请退休教师、大学生志愿者等,免费辅导低保家庭子女、有困难农民工子女、英烈子女等。印制《弟子规》《英雄烈士谱》等书籍8万册,分发给学生。
10年前,我的外孙女上小学,我发现学校门前时有交通事故发生,于是联络20多名老同志主动配合交警维持交通,赢得家长们的一致好评。如今,我把老家的院子修整成村里的老人活动中心,大家把这儿叫“幸福苑”。
我生在旧社会,长在新中国,受党的教育数十载,红色精神在心里深深扎根。只要我还干得动,就会一直做公益。
(马贺年系廊坊市第六中学退休教师 李博宇系《廊坊日报》记者)
“红色基因”代代传
张俊锐
沐浴着灿烂的春色,我到田野的清风中找寻父亲的“身影”。家父去世已经两年多了,但是,他生前的事迹仍历历在目……
父亲张金榜,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在南宫市先后担任二轻局局长、组织部部长、财贸部部长、统战部部长、市直工委书记、市政协秘书长等职务。他留给我们的,是遵纪守法、高风亮节的为官之道;传承给我们的,是为人正派、克己奉公的做人风范。
父亲任二轻局局长时,爷爷罹患癌症,父亲经常在下班后,骑着自行车回老家照料爷爷,从未动用过公家的汽车。爷爷去世后,父亲仅向组织请了一天假,在家简单处理了老人的后事。
我结婚的时候,社会上正时兴算彩礼几十条“腿”。父亲只给我做了一张写字台、一个衣柜和一张铁管床,总共12条“腿”。为了弥补“腿”的不足,我决定自己制作一个小茶几。中午下班后,我从单位保管员那要来一块铁板,夹在自行车后架上,高高兴兴地往家赶。刚要进家门,正好被下班回来的父亲撞见。父亲严厉质问,我不得不如实回答。最后,老爷子斩钉截铁地“指示”:“下午上班必须给单位送回去!”
父亲卸任供销联合社主任、调任市委工作后,为了尽快给新上任的主任腾办公室,继母按照父亲的要求借来一辆车,到父亲原单位办公室取回被褥等个人用品。中午,父亲下班回家,清点个人物品时,发现多带回一个塑料皮的暖水瓶。他二话不说,立刻让继母给单位送了回去。
20世纪80年代,我在南宫市广电部门任职,入职几个月,便在《河北日报》等省级媒体发稿10余篇,后被要求调动至市委宣传部工作。调动过程中,上级有关部门发现我不是中共党员,不符合调入干部条件。
于是,我便向南宫市广电局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当时,不少人跟我说:“你父亲在组织部任职,让你父亲给广电局局长打个招呼吧。”
回家后,我便向父亲提及此事。父亲听后一脸严肃:“不要总想着走捷径,你能不能入、够不够条件,要由党组织来考察决定,这事儿我怎么能插手?”就这样,父亲没有为我“开后门”,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磨练,我也终于跨进党组织的大门。
父亲的言行举止,一直影响着我们。进入省委机关工作后,作为一名新时代的组工干部,我觉得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责无旁贷。因此,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,我接续忆写了父亲的故事:《公车,就是办公用的》等文章,河北美术出版社以《党员干部——父辈启示录》为题,结集出版。
多年来,父亲平凡朴实的品行,一直影响、激励着全家人。我们家祖孙三代,现有14名共产党员。父亲的“红色基因”,在我们身上一脉相承、薪火相传。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河北省委组织部退休干部)
来源:河北文明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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